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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科学家眼中的中国生物医药科学

点击:   作者:   来源:  时间: 2007-11-17  本站论坛
2007年2月美国顶级杂志JEM,JCB同时以前尚未有的26页篇幅,发表美国科学William Wells长篇报道,评论中国生命科学现状。

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,中国对科技投入不断增加。生命科学是21世纪有巨大发展前途额学科,能推动国民经济,增强人民健康。中国政府支持生命科学发展。中国科技经费大幅增加,科研人员工资大幅增加。

回国的科学家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。海外的华人科学家,也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。《细胞生物学杂志》列出对中国生命科学起要害作用的八位科学家,以英文字母为序:

国内要害科学家:陈竺,路甬祥,饶子和。
海外要害科学家:鲁白,蒲慕明,饶毅,施一公,王晓东。

陈竺: 中国科学院负责生物的副院长。他支持自然科学基金的竞争课题,也支持科技部的大课题。

路甬祥:中国科学院院长。工程师,开启知识创新计划,给中国科学院带来革命。

饶子和:南开大学校长。支持大科学课题。

鲁白:国立卫生研究院。为中国科学改革提供咨询,改革自然科学基金评审。

蒲慕明: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清华大学生物系前主任。创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,并任所长。

饶毅:西北大学。参与建立神经科学研究所,创立上海和北京主要研究生课,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实验室。他和鲁白、邹承鲁合写一篇被科技部禁止发行的《自然》文章,提倡中国更多以科学优劣为基础分配研究经费。

施一公:普林斯顿大学。结构生物学家,兼母校清华大学教授。他的几个博士后回国做教授。强调更好的教育。

王晓东:达拉斯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创所共同所长。另一所长是耶鲁大学邓兴旺。

他们的发言(大意)

陈竺:
中国科技经费到2020年要增加很多。
改革之初说,邓小平十分之一回国就是成功。我很赞成这个观点。
大科学不是中国主流,不过15%到20%,其它都是小科学嘛。
承认很难计划真的科学。工程可以计划。
科学院要做应用研究,问题是做多少。

饶子和:
我一直预备回国,回国比在外面发展机会多。我告诉学生,没有好结果,你不要回来,回来没人重视你。 中国要做大科学。反对科技部的大科学,是错误的。 人人都要钱。科技部要,教育部要,自然科学基金要。

鲁白:
我们是最早一批留学生,从好学校拿博士学位。 在中国做的事越多,人家越叫你做事。我希望更多的人去做。和饶毅、邹承鲁发表在《自然》的文章,是我一生引用率最高的文章。反应强烈,从学生到领导,大多数都支持我们的观点。一流人才聘一流人才,二流人才聘三流人才。二流人才怕竞争。
中国社会急功近利,希望今天出成果,明天能治病。社会要给科学家时间,给他们支持。 你的朋友审你的研究经费。好科学怎么出得来。
要评审,这是原则,不能变。 要有体制,不能依靠哪个人的好意。

蒲慕明:
人民认为科学是社会的支柱。 海外科学家为大多数人说话。 有两极意见分歧,不是国内和海外分歧。分歧在多数科学家和少数行政治理人员、现体系既得利益的少数科学家之间。 二十年前,清华没有预备好。 我们神经所开除了不能通过评审的人,包括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好几次要把我搞下台,我都不知道能做这么久的所长。 已经过去了,现在看来,建研究所是对的。
我们现在和美国二流学校竞争。 饶毅觉得中国可以建十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,我怀疑不会。
大科学课题已经决定了。没听我的意见。蛋白质计划要拿几亿美元。我说过,没雇人以前,不要投钱。
中国大推大科学课题,很危险,不健康。这是中国模式,计划经济的延伸。
中国好几个研究所的蛋白质仪器比伯克利的好,不过没充分用上,浪费。

饶毅:
我有时发现,花在中国实验室的时间比美国多。
不仅评论中国,而且在中国做事。
神经所建立初,碰到了问题。有很多反对意见,生理所开大会批,学生扬言上街***。当初差点有人要退了,但是其他人说不行。
三、四年后,神经所得到了一致的尊重,它也没有分流任何人的钱。
神经所的学生比其他要活跃多了,影响了其他学生。
鼓励学生,不把他们当奴隶。
部委为自身利益说话,不为国家。
现在是经费导向课题,不是课题导向经费。

施一公:
我认为中国是下一个主要机会。
中国科学发展不够快,招聘不够多。
中国人到美国来很多,回去很少。
清华大学不到十人可以做普林斯顿的教授。
饶毅、鲁白、邹承鲁的文章太厉害了。
中国人不喜欢冲突,冲突了更糟。
教学很重要。没有好的课,学生学不会批评性思维。
自然科学基金做的好,应该多给它经费。
国内过分强调政治意义。
做大课题真是错误。
要招top人才,要有合理经费体制。两者缺一不可。

王晓东:
你要竞争国际一流人才,你就得给国际一流工资。
这是人才水平决定的。
我们(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)招不到年资高的,都是年青人。
为知识而知识,科学就是有这样的性质的学科。这个思想,在中国没有文化根基。假如社会有这种新思想,也许要好多了。
中国科学群体还很小。有些人什么都归他们干,所以成问题。

袁钧英(哈佛大学教授):
中国做治理的人太年轻。三十多岁的人要做大决定,太早了。但你有什么办法呢。
谁和中国没有合作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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